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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书社》:尼克松《领袖们》,警示疫情中的各国领袖们,应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应该任性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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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大爆发之际,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了,在这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各国领袖们的决策和行动左右着世界未来的走向。理性和任性之举会把我们所处的世界带向不同的方向,事关世界每一位人民的命运,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的名著《领袖们》或许会给我们启示。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作为对美国近代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许多项决策都对世界格局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从退出越战,将美国拉出经济滞胀的泥淖,为后来美攻苏守的局面奠定经济基础;到乒乓外交,1972年访华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先行者。虽然他因水门事件曝光被迫辞职未能连任,但是尼克松的前瞻性国际视野使他成为了那个年代最成功的政治领袖。“他以失败的政治家的身份黯然去职,他以成功的国际战略家的身份辞世”。领袖们是罕见的伟大作品,值得我们反复品读!

《领袖们》描述了永远在众人面前保持着V字手顽固地维持着强硬形象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73岁参与总统竞选依然精神饱满全国演讲的联邦德国前任总理阿登纳;外在形象矜持刚毅却十分重视家庭生活耐心陪伴生病女儿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战败受美国占领却又成功地帮助日本在保留精髓传统文化的同时让公民理解自由与民主的意义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作者身为美国总统,大多数政治观都在以美国为中心,但是他依然在书中对敌国的领导人前苏联元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前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依然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尼克松72年开启了中美外交的先河,1972年访华我们伟大的周总理亲自进行了接见,在其谈判和交往过程中,尼克松认为周总理是待人很谦虚,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周总理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周恩来还具有中国人普遍的品德--不可动摇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来自中国人民享有的几千年优越的文化传统。周总理和毛主席之间是有深厚友谊的,但在毛泽东在场时,他总是退到不显眼的位置。书中谈到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领袖们》这本书从不同角度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过去那些赫赫有名的领袖们,也写出了一些领袖们不为人知的小事。

就以法国的领袖戴高乐为例。一方面,尼克松写出了戴高乐作为领袖时高傲严肃,难以相处等特点,另一方面又写了戴高乐对自己家庭的重视。这其中,戴高乐在家庭里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形象,戴高乐的第三个孩子安娜是个迟钝儿,医生曾说她一辈子可能都不会说话了。安娜在20岁就死于肺炎,而在安娜短暂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戴高乐和她女儿在一起时,他抛开了所有的尊严。戴高乐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短小的哑剧,唱民歌给他听,甚至让她玩弄他的军帽。他不让摄影记者将他的任何一个孩子照进去,以为他不希望别的孩子嘲笑安娜,因为她和别人不一样,而她由于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一种不同而更加痛苦。最后在安娜的葬礼上,戴高乐的对他的妻子说:“走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一样了!”

当然对于这种描写领袖的书籍看多了有时候会觉得与现实脱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踏上政治领袖之路,我们所要吸取的更多的是领袖身上的优秀品质,这也是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像阿登纳多次被纳粹打入牢狱依然处乱不惊重返政坛的胸怀,像丘吉尔一样不屈不挠的铁血意志,像吉田茂那样对待部下与接班人的宽容心态等等。时势造英雄,虽然我们没能生在那个战乱年代,没有机会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只要我们有一颗不平凡的心,心怀领袖梦在这个和平的时代相信你也会有抑或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这也为世界各国的领袖们正确的处理正在爆发的疫情带来了范列。

    还有,尼克松在1958年最后一次拜访丘吉尔时,丘吉尔的身体状况已极度恶化,他躺在斜椅上,半闭着眼睛,看上去像具还魂尸,对客人的问候轻得几乎听不到。当会谈结束后,尼克松起身告辞,丘吉尔坚持要送到门口,他得让人扶着站起来,并且只能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顺着走廊缓步移动。

    “打开前门时,电视摄像闪光灯的强烈灯光照的我们几乎无法睁眼,但这在丘吉尔身上的反应却犹如电击般地迅速。他挺直身子,推开助手,一个人站在那里。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下巴朝上,目光炯炯,举起手指呈象征胜利的V字符号。随着摄像机快门的声响,镁光灯一个个引燃爆发。一会儿工夫,大门又关上了。在摄像机前,丘吉尔这颗明星直到最后仍发出最耀眼的光辉。”           

    领袖们无一不重视自己的形象,而一般来说,能最直接地表现领导形象的首要信息,就是他的身体素质,在留给选民或下级的第一印象中,很大程度就是由这一部分决定的。因此,即使他们的身体素质并不太佳,他也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来掩饰这一真象,以维护自己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形象就是权力的象征,是领袖们外在的政治生命。在丘吉尔身上,我看到了坚韧不拔,看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正如尼克松所说:   “高龄可以征服他的身体,但决不能征服他的气概。

《领袖们》中,尼克松总统一是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了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技术,对书中各章节中关于战后不同国家领袖人物的个性描述都是基于自身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的经历。参与式观察的好处在于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认同报告人所提供的情况。由于尼克松工作经历的原因,使得他可以有难得的机会在战后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直接研究世界领袖人物。他访问过世界80多个国家,同除了斯大林以外的战后世界重要领袖人物直接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使得他可以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研究路径上,尼克松在研究战后世界领袖人物时集中运用了精英理论。精英理论是通过分析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性格及其政治统治行为来考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研究途径。尼克松通过选取战后不同的领袖人物,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他们的性格和政治行为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他们对世界历史进程或是某些具体领域、事件产生的重要作用。   

基于这样的思路和安排,《领袖们》写到了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和周恩来等战后世界的重要领袖人物,这些不同的领袖人物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章节。本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是他们影响了世界进程》清晰地勾勒除了全书的理论框架以及著者的写作思路,同时交待了他对领导能力、领袖界定等问题的认识。后面的七章选取战后一些领袖人物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个案之间相对独立,但是又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领袖生活在冷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的思想或是政治行为多少有相互的影响。第九章《在舞台上》主要论述了对领袖领导能力的见解,是对以上诸多个案分析的总结和升华。

《领袖们》中,二是尼克松对领袖的个案研究折射出冷战不同阶段世界形势对领袖们决策的重要影响,但不是简单重复“个人推动时代进步、时代对个人产生影响”这样僵化的公式。相反,尼克松更注重的是,领袖本人对这种具体而外在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并把这种变化放在领袖本人对外认识的变迁过程中来认识。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强调的那样“外在于行为体的因素只有当它们影响决策者的头脑、情感和意愿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因素。人决定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动,这是发生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件,它必然代表着任何政策行为的一连串事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领袖们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领导人是如何有选择地接受外来影响,并且如何处理这种影响变化与既有路线的关系。本书中第七章《周恩来》中关于周恩来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孤立境地的逐步认识和他与尼克松的接触互动的分析最为典型。事实上,在六七十年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到最后做出与美国和解的决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各种导致他认识到这种情况以及最后做出与既有路线相反的决策的因素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影响周恩来的想法,问题是这些因素是否为他所接受以及他怎样根据这些因素来决策。

《领袖们》中,三是尼克松关于领袖人物如何进入“伟人”行列,提出了一个可靠的公式: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尼克松总统认为,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的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的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这种思路贯穿于对领袖进行个案研究的各章节当中,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共同使领袖人物进入“伟人”行列。例如,麦克阿瑟之所以伟大不关在于他领导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造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强调被广泛称之为“伟大”的并受人们尊崇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伟大的领袖更侧重的是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通常,人们在谈到伟大领袖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物的人,更多地是谈到那些以宏伟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利从而极大地改变历史和世界进程的人。

《领袖们》中,四是尼克松对领袖领导能力的见解,提出了系统的论述,尤其体现在最后一章《在舞台上》。在阐述领导力见解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单靠理论、现实或是抽象的概念来论述,而是往返于大量领袖人物的具体经历和关于领导能力的基本概念之中。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明确区分了领导者素质与领导能力的区别。领导者的素质并没有系统而又固定的论述,可能给领导者带来好处,也可能带来坏处。所谓的这些素质并不是领导者固有的,可能一些商界成功人士或是一般民众同样具备,问题在于这些优良的素质是否为领导者正确而又成功的运用,并对自身的政治行为产生益处。领导能力要以领导者的优良素质为基础,当领导者在运用这些素质时懂得去权衡后果即是否会给自己的政治行为带来益处,素质才可能转化为能力。此外,领导能力的体现还在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自信,并能够以此来激发人们的热情,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民众认同和追随。

领袖们洋溢着激动人心的描述运用比较客观和平易近人的文风,在探讨做一个领导者或一个领袖的必备素质时发出的独到见解。这种独到见解一方面由于尼克松的博览群书,更为重要的是他特殊的身份,他本身就是个领导者,做过美国的总统。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和这些书中的领导者有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中他更加能够写出领导者本来的面目,因为他同样是一个领导者,他对领导的本质和技巧有其经验式的独到见解,对有志成为领导者的后来有着实用的指导意义对于如何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领袖们尼克松总统更推崇和他意识形态相近的伟大领袖,比如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但是他也详细的描写了赫鲁晓夫、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在他看来是一个人格和修养上都非常值得尊敬的完美的人,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执行者,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协调者,伟大的总理。也许人们会说毛泽东主宰新中国,同时也主宰周恩来,但是周恩来的顺从是一种高尚的顺从,是为了大局和人民的顺从。有时候领袖就应该克制自己,不要让野心之火败坏自己的心智和德行。如果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你就应该大度的让贤,并且合作共同完成伟大的事业。
领袖们中指出,领袖必须看到更远的地方,应该看到未来的方向,所以毛泽东就会只谈哲学问题,而把具体事物的操作交给周恩来去做。领袖必须能够有一个远见卓识来引导自己国家的人民,没有远见卓识,就没有那种长久的领导力。所以领袖必须是深思熟虑的,博览群书的,或者是广泛听取意见的。光是形成一种鼓舞大家引导人民的远见还不行,领袖必须能够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决心勇气去坚持去执行去实现它。意志的锻炼显得非常重要,意志不坚强,就树立不起强有号召力的旗帜。意志不坚强,就不能克服一路上的艰辛和阻力。要知道领导一个国家,领导众多人民,其间有各种阻碍各种意外,一个犹豫的人软弱的人是绝对不能胜任的。中国人民在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意志的指引下,克服了全所未有的艰难,终于战胜了疫情!
   领袖们中的领袖很多时候需要冷静,或者表现的冷酷无情,这是他意志坚强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的数量还不少),因为他可能为了大局的利益而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或者少数人的利益。你可能会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领袖很多时候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领袖的内心煎熬比任何人都要严重,所以领袖在这种时候必须豁达必须表现的冷酷无情。
   领袖们20世纪下半夜极具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尼克松总统来描写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们的书,对于任何一位致力于成为领袖人物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作者身份的特殊,这本书并不如它文字里所表现的那般易懂。尼克松被认为是自威尔逊、小罗斯福后美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在对领袖们的深入剖析的过程之中,尼克松阐述了自己的领袖之道。
    对于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领袖们中,尼克松是赞成时势造英雄的。领袖人物是为着困难而生的,当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时,他们往往有种本能的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心生喜悦。就像1940510日丘吉尔被提议担任首相一职时,他写道: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取得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了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领袖们中,尼克松也在很多地方阐述了领袖之道。他认为伟大的领袖需要有伟大的想象力,它能激励领袖,又能使领袖去激励全民族。人民会爱戴也会憎恨伟大的领袖,但他们很少会对他无动于衷。对于后半句,书中有太多的领袖为其作注解。如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提案未被通过而愤然辞职的戴高乐,例如在战争中领导人民战胜邪恶而随即被民众一脚踢开的丘吉尔,再如一手建立西德繁荣局面却遭后起之秀逼迫而不得不辞职的阿登纳。正如丘吉尔所说,伟大的民族是忘恩负义的。尼克松自己也遭遇了爱戴与憎恨的过山车般的际遇,在写道这句话时,他一定是感慨良多吧。第三章写的是戴高乐,副标题叫做一个领导者的秘诀。尼克松对戴高乐的领导风格是极为推崇的仔仔细细的分析了戴高乐的领导方法与领导观,引用了戴高乐所著《剑锋》中有关领导力的观点。在这里,尼克松仿佛与戴高乐合一了,他表面上阐述着法兰西英雄的领导,实际上表达着自己对领导力的看法尼克松认为戴高乐的难以捉摸是他精心塑造的结果,他显然是欣赏戴高乐的这种独立于孤峰之上,独立于党派之争而成为政治的仲裁者的角色的。在他自己的执政生涯中,他也一再的采取措施将自己塑造成为那样的人物戴高乐曾宣称: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秘感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尼克松也希望保持着这种神秘感,他曾和人说,他是多么的希望能够以戴高乐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啊。在《见证权力》一书中,白宫的工作人员大卫葛根写道,尼克松有时会在白天远离椭圆形办公室,躲进老办公楼,他也厌恶别人打探他的私生活。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神秘感的追求。
比尔萨菲尔在他的尼克松时期的回忆录《垮台之前》中用了一个比喻描述尼克松。他写道:你可以把尼克松比作一个蛋糕。外壳是保守派的,严厉、有尊严、行事妥当。其下的第一层是一位进步的政客,再往下是无益的好斗的人,再往下是玩纸牌游戏的人,又下一层是阴险的人,常常带着目的的出击,再往下是一个务实的人,下一层是有特殊勇气的人,最后是一个不合群的人。这段话充分的说明了尼克松性格中的多重特点。大卫葛根则以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来简单的概括。其实从尼克松对其他领袖人物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性格中的矛盾点,他们既民主又专制(如麦克阿瑟),既友好又粗暴(如吉田茂),既自信又自卑(如赫鲁晓夫)。伟大往往产生于矛盾处。
领袖们的许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尼克松的失败好比麦克阿瑟的失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他对媒体的反感。他写道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像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难理解他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了。在《福斯特对话尼克松》中,在最后,他明确的表露了自己的观点,当总统去做那些窃听电话的事情的时候,那便不可以被称之为犯罪了。显然,他将自己放在了法律监管的范围之外了。这便成了他的悲剧。在半总统制的法兰西,戴高乐凭借着自己超然的地位有凌驾于政党和法律之上的权威,而在总统制下的美国,尼克松的东施效颦就铸成了大错。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目的正义性与手段的正义性的辩论。这也一直是争辩的重点。在尼克松看开,如果目的是为了追求正义则可以不顾手段的正义性,也就是说为了追求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第四章中,他对于麦克阿瑟以专制的手段促成日本民主的正义目的赞赏有加。他写道麦克阿瑟现实大权独揽,集裕仁天皇的全部实权和精神权威于一身。后来在亲自解决了制定新宪法、实行土地改革等最棘手的难题以后,就逐渐开始把权力一步步移交给日本人民选出的代表吉田茂。在对伊朗国王巴列维失败的总结中,他甚至说当危机出现时,如果让不是草率的对敌手作出种种妥协让步,而是及时予以镇压,那才是挽救伊朗免于陷入当前的黑暗与混乱的最好方法。乍一看,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是这逻辑最大的缺陷在于逻辑的不可证。在结果出现以前,你没有办法证明结果的正义。再者,对于正义目标的追求而使用非正义手段,这本身就有损于正义目标的达成。只要结果正义,就无所谓手段的不正义。这种逻辑的衍生就是为达成目标可以不折手段,而这种思想,恰恰害了尼克松。如此看来,蔓延美国的疫情或许会使特朗普慢慢的跌倒。
   领袖们是一本伟大的作品值得我们在每一个世界读书日反复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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